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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岁“环保少女”格蕾塔,何以陷入争议漩涡?

2019-10-29 22:27:09发布2次查看
源于一场独自一人的罢课行动,16岁的瑞典少女格蕾塔·通贝里在一年时间内成为全球最受瞩目,也最受争议的环保活动家。这并不是一个草根女孩赤手空拳感动世界的童话故事。她的背后是一个新世代的崛起。
文 | 徐菁菁
格蕾塔飓风
2019年诺贝尔和平奖开奖前,英国立博博彩公司等博彩机构纷纷将16岁的瑞典少女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视为拿下和平奖的“领跑者”。当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奖项授予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哈迈德·阿里之后,委员会主席还不得不在新闻发布会上面对这样的提问:“委员会要对通贝里的支持者说些什么?”
自上世纪80年代气候变暖问题进入公众视野以来,不计其数的人为之奔走疾呼,其中不乏知名影星、声名显赫的政治家、备受尊崇的科学家,但没人能像普通女孩格蕾塔一样掀起飓风。一年以前,2018年8月20日,9年级学生格蕾塔孤身一人在瑞典议会门前坐了下来。她随身携带着一块被漆成白色的胶合板,上面有她亲笔写上的黑字“skolstrejk fr klimatet”(为气候变化罢课)。一开始,在瑞典大选前,她连续罢课3周,此后,她每周五准时出现。一年以后,2019年9月20日,全球有超过150个国家数百万青少年响应她的号召,以罢课为形式声援“全球气候行动周”。
9月27日,格蕾塔在蒙特利尔参与当地年轻人在街头举行的气候抗议活动(ic photo 供图)
格蕾塔的运动不只限于草根层面。2018年12月,罢课4个月后,她就受邀到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发表演讲。今年1月,她是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座上宾。9月23日,她成了纽约联合国气候峰会上最受瞩目的“愤怒女孩”。接见过她的政治家名单里已经包括了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前首相特蕾莎·梅、英国工党领导人科尔宾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在支持者看来,在呼吁各国政府减排、控制气候变暖的运动中,没有人比格蕾塔更真诚更勇敢,这个女孩编着栗色的长辫子,两颊还有一点婴儿肥,身高刚刚一米五,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小。在各种场合的演讲中,格蕾塔的言辞像匕首一样锐利,但在私下的公众场合,她寡言少语,疏于辞令。当记者问她哪项气候变化的事实让她最为担忧的时候,她甚至坦率地承认,她一时想不到一个具体的事实。
格蕾塔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这种疾病属于孤独症谱系障碍,患者的语言和智力都处于正常水平,但会有孤独症典型的社会交往障碍,局限的兴趣和重复、刻板的活动方式。“在我八九岁时,老师就告诉我们温室气体的影响与冰川正在消融的事实。他们向我们展示了海洋中的塑料垃圾、饥饿的北极熊及森林被砍伐的照片。”格蕾塔说。这只是一堂普通的课程。绝大多数的孩子将这些内容作为知识记录下来,继续他们的生活,但格蕾塔不行。她把这归因于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影响。它们烙印在她的脑海,成为她生活中挥之不去的最大恐惧和痛苦。
“对于我们这些孤独症患者,几乎所有东西都是非黑即白的。我们不善于说谎。”2018年11月,格蕾塔在tedx的演讲中说,“我想在很多方面,我们自闭的人才是正常的,而其他人都很奇怪,特别是在可持续发展危机方面,每个人都在说气候变化是一种生存威胁,是当务之急的问题,然而他们依然如故。我不明白为什么那样,因为如果必须停止排放,我们就该停止排放,对我来说那就是非黑即白的事。在生存方面没有灰色地带。要么我们的文明得以延续,要么不复存在。我们必须改变。”
格蕾塔的革命是从家里开始的。2018年,她的父母出版了一本书《内心的情形》(scenes from the heart),记录这个家庭的生活。格蕾塔11岁那年陷入了严重的情绪问题。她不再说话,不再吃饭,也不再上学,在两个月内,体重大约掉了10公斤。她不停地和父母讲述她对气候与环境的担忧,向他们展示相关的文章和报告。既是因为女儿的“宣教”,也是因为想为她的康复创造条件,这个家庭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格蕾塔满意地看到,尽管母亲有时会在深夜她睡着之后偷偷品尝一点奶酪,但父母都接受了她严格素食主义原则。家庭消费开始减少。2016年,母亲玛莱娜·恩曼(malena ernman)更是做出了一项重大决定——不再乘坐碳排放量巨大的飞机出行。她是瑞典知名的女中音歌唱家,曾经在2009年代表瑞典到莫斯科参加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不坐飞机几乎等同于放弃未来欧洲以外国家演出的机会。
格蕾塔的母亲玛莱娜·恩曼(右)是瑞典知名的女中音歌唱家。(视觉中国供图)
2018年,格蕾塔参加了《瑞典日报》举办的关于气候问题的有奖作文比赛。因为这次比赛,她结识了瑞典著名反气候变化人士博·索伦(bo thorén)。在瑞典国家广播电台的采访中,博·索伦说,是他提出了在瑞典大选前组织罢课行动的动议。他也联系了其他获奖的青少年,但没有人响应,只有格蕾塔端着她的胶合板走到了议会门前。
横空出世
格蕾塔的出现恰逢其时。
2018年8月,瑞典人刚刚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夏天。这个夏季平均气温23摄氏度左右的宜人国家,多次出现了超过3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罕见的高温与干旱中,瑞典陆续发生了多起的森林大火。消防人力与设备的使用到达极限,最终,瑞典人是在欧洲其他国家的支援协助下,才完成了空中灭火任务。
2018年7月17日,瑞典于斯达尔的恩斯根森林发生大火。(视觉中国供图)
环球同此凉热。全球表面温度高出20世纪平均值0.79摄氏度,为1880年有观测记录以来第四暖的年份。科学家警告,2019年很可能是成为人类历史记录中最热的一年。2019年9月,当格蕾塔走上联合国气候峰会的发言台时,全世界的人们都知道亚马孙雨林正在遭遇一场大火,而巴西总统雅伊尔·博尔索纳罗拒绝了西方国家施以援手的提议。
这一背景下,组织气候变暖的全球合作却在开倒车。2015年,各国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了《巴黎协定》,目标是将本世纪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2017年,作为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之一,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
而在去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第五份报告中,科学家们认为2摄氏度的升温将对渔业和依赖渔业生活的人带来更高的风险,增加洪水的可能性,降低热带地区的作物产量和营养含量,并使更多的人暴露于极端热浪中,走向贫穷。把本世纪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才是应该追求的目标。根据联合国环境署上个月发布的一份报告,各国根据国家确定贡献做出的现有承诺,只能满足维持2摄氏度限度目标所需要减排量的三分之一,理想与现实天差地别。
与此同时,气候变暖在公众舆论中并没有处在一个高光位置。美国劳里埃大学(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地球和环境研究教授西蒙·戴尔比(simon dalby)说,这一领域的许多学者都在反思,这些年来他们并没有能够成功地用科学话语促进政治行动,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没能把气候变化的研究结论和大众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可又似乎并没有对自己造成实质的影响。
“假设你的房子着火了,你不会安心地坐在桌旁谈论以后会如何华丽再建。”在去年的tedx演讲中,格蕾塔说出了她标志性的比喻,“如果你的房子着火了,你会跑到外面,确保每个人都安然无恙,并打电话呼叫消防车。这就是我们每个人所需的心态。”
在戴尔比看来,这是个极聪明的比喻,既贴切又与人们当下的看到现实呼应,它简单明了地说明了气候变化为什么和普通人相关。更重要的是,她为气候变暖找到成千上万的活生生的受害者。“如果我能活到100岁,我将活到2103年。你们今天想未来时,往往想不到2050年以后,”格蕾塔向***世界和她的同龄人指出了残酷的事实,“但到那时,在最好的情况下,我还没有度过生命的一半。然后呢?2078年,我将庆祝我75岁的生日。如果我有孩子或孙子孙女,也许他们会和我一起度过那一天。也许他们会问我关于你们的事,2018年的人们。也许他们会问为什么你们什么都不做,即使还有时间采取行动。我们现在做或不做什么会影响我的一生以及我的孩子和孙子孙女的生活。无论我们现在做或不做什么,我和我这一代人在未来都无法弥补。”
“这一切都是错误,”在纽约联合国气候峰会上,格蕾塔对在座各国政治领袖怒目相向,“我不应该在这里,我本应该在大洋彼岸上学。而你们都来向我寻求希望?你们怎敢?!你们用空谈偷走了我的梦想和童年。而我还算幸运的,有人正在受苦、死去,整个生态系统正在崩解!我们正处在一场大规模灭绝的开端。你们却只会谈钱,谈论经济永远增长的神话。你们怎敢!”法国《世界报》评论说,格蕾塔是无辜和愤怒的混合。这是她的力量所在。
戴尔比说,格蕾塔力量还在于她的倡议简单直接。许多批评者说,格蕾塔喜欢大放厥词,说得多做得少,对气候变化问题天真无知。这种批评并不能损害她的影响力。事实上,许多环境保护的倡导组织和活动家会致力于推广自己的政策建议,但格蕾塔从未这样做。她反复强调,她只是一个未成年的女孩,不具备任何专业能力。她所知道到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研究的成果一直是明确的:地球在变暖,人类是原因,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方法是通过世界各国政府采取的大规模行动。她的倡议始终围绕着一句话:“听听科学家们的意见。”这个女孩表现了她应有的“专业”。无论是在演讲中,还是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她都能熟练地引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科学报告。
但格蕾塔飓风的刮起,绝不是一个草根女孩赤手空拳感动世界的童话故事。格蕾塔曾说,有一个著名的母亲,最大的好处是让她对媒体如何运转非常了解。事实上,除了母亲玛莱娜·恩曼,格蕾塔的父亲斯凡特·通贝里(svante thunberg)是一名演员,爷爷奥洛夫·通贝里(olof thunberg)是瑞典著名导演和演员,她的一家人都具有社会活动的能量。
2018年格蕾塔开始罢课的初期,她把自己的罢课的照片张贴在个人照片墙(instagram)和推特(twitter)上。“每个人都选择忽视我,甚至没人会看我一眼。”她回忆起最初的日子时曾说。但很快,瑞典“全球挑战”组织(global utmaning)主席英格马尔·伦茨豪格(ingmar rentzhog)前来为她拍摄了照片。伦茨豪格曾经在咨询公司有13年的公关经验,掌管着一家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新媒体。他第一个将格蕾塔罢课的消息用英文在互联网上传播。
而“全球挑战”组织更有来头。它的创立者克里斯蒂娜·珀森(kristina persson)是瑞典执政党社会民主党要员,曾担任瑞典中央银行的副主席。“全球挑战”董事会成员都是瑞典商政领域的领袖。不只如此,“全球挑战”与美国非营利组织“气候现实项目”(climate reality project)关系密切。“气候现实项目”的创立者是克林顿执政时期的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
强有力的资源,让这个女孩的斗争以更为瞩目的方式占据国际媒体的版面。今年8月,格蕾塔宣布接受联合国的邀请,去纽约参加气候变化峰会。拒绝乘坐飞机的女孩提出想要以零碳排放的方式到达纽约。很快,摩纳哥王子、欧洲顶级帆船赛队皮埃尔·卡西拉奇(pierre casirgahi)提出,将把欧洲顶级帆船赛队马里齐亚(team malizia)的顶级赛船马里齐亚二号借给格蕾塔。这艘百万欧元造价的帆船上有一个移动的海上科学实验室,配有太阳能发电板和两台水下涡轮发电机,船体是用可再生材料和天然纤维建造。船只的驾驶者是王子本人和德国航海家鲍里斯·赫尔曼(boris herrmann)。
格蕾塔·通贝里乘坐马里齐亚二号去纽约参加气候变化峰会(ic photo 供图)
为了在太阳能的支持下保持高速航行,马里齐亚二号的船体重量被减到底限。船舱里无法淋浴,没有烹饪设施,没有舒适的床和厕所。格蕾塔吃了14天的压缩饼干和冷冻食品。在纽约上岸的时候,她显得憔悴消瘦,步伐因为长时间的海上生活而晃晃悠悠。但这一切,包括皇室成员、航海历险、高科技帆船和苦修式的旅程,都成为格蕾塔童话的重要组成部分。8月28日,联合国组织了一支由17艘帆船组成的船队护航马里齐亚二号进入纽约。一张照片在网上流传:船帆驶向岸边,格蕾塔站在船头,她的身影与远处的自由女神像交相辉映。
新势力
像所有气候变化领域的活动家一样,年轻的格蕾塔正处于巨大的争议中。一些反对者说她是环保利益集团的傀儡,就像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手下的小将。一些人说她是“何不食肉糜”的典型,是要剥夺发展中国家发展权。这个批评并不公允。她在演讲中曾明确表示,发达国家应当率先大幅度减排,为落后国家的发展创造空间。
格蕾塔的一举一动都被置于显微镜之下。根据一张流传于网络上的格蕾塔乘坐火车的照片,一些人批评她很虚伪,因为她面前的小桌上放有瓶装水。一些批评是基于流言。广泛流传的一个是,马里齐亚二号把格蕾塔送到纽约,她却允许人们用飞机将它运回了欧洲。这并不是事实。还有一些反对者则完全超越了批评的界限。他们抨击她的外表,中伤她的家人。10月7日,意大利警方发现,一个扎着两条麻花辫的人偶被吊在罗马的一座桥上。上面写了一句话:“格蕾塔,你们的女神。”
还有一些严肃的批评。剑桥大学人文地理学教授麦克·迈克·胡尔姆(mike hulme)警惕格蕾塔的崛起。在胡尔姆看来,格蕾塔对于气候问题的主张过于简单,似乎只有两种情形:人们解决了它或者人们根本没有尝试解决它。“但真实世界是复杂的,在政治领域,价值观和利益彼此冲突,没有什么是非黑即白的。而且格蕾塔试图唤起政治恐惧和恐慌。气候变化不是一个一触即发的危机,它是个慢性问题——即使格蕾塔去世了,它依然存在。它和整个星球的社会-科技-经济系统密切相关,正因为如此,它不是一个‘紧急情况’,除非你认为现在存在的一切都是急需解决的紧急情况。”胡尔姆担忧,格蕾塔传达的恐慌和急迫感可能会产生预期之外的负面效应,“特别对于不发达国家的穷人来说”。
这些巨大争议和担忧恰恰说明了格蕾塔非同寻常的影响力。2019年2月,224位科学家在英国《卫报》发表联名信,宣布“全力支持”当时参与罢课的英国学生。“如果我们不能采取紧急和恰当的行动,他们完全有权利为我们遗赠给他们的未来感到愤怒。”科学家们说,“我们被孩子们鼓舞着,被格蕾塔·通贝里和全世界罢课学生的高尚行为所激励,我们让他们的声音被听到。”
在巴黎、在柏林,学生们高呼:“2050年,你们已经死了,我们没有。”长期以来,人们讨论气候治理中的公平,主要焦点集中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对排放权的争夺。格蕾塔展现了另一个事实: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是代际正义,无关国别。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话说,面对不断加剧的气候危机,各国领导人漠不关心的态度曾一度让他感到泄气。但如今,这场由青年群体所发起的全球行动,却在“一夜之间”,为应对气候变化翻开了充满活力的新篇章。
因为格蕾塔,“飞行耻辱”(flygskam)这个词在瑞典成了热门词汇。瑞典本国的民航业客运增速也跌到了10年以来最低值。在欧洲,民航业对环境的影响成了政治家们考虑的问题。7月9日,马克龙政府宣布将于2020年起对该国境内航班开始征收环境税(ecotaxe),单张机票的税额将会依据航程和舱位在1.5至18欧元之间浮动。法国政府预计该笔税目将给国库每年带来约1.8亿欧元的财政收入。
欧洲议会第一大党人民党的党团代表彼得·里瑟(peter liese)说:“我们对相对环保的公交巴士和轨道交通征收重税,却对航空运输视而不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倡导一份“绿色协议”(green deal),根据该计划欧盟将逐年缩减分配给各航空公司的碳排放许可证数量。
美国环境活动家比尔·麦基本(bill mckibben)说,他深信在未来10年的关键时期,格蕾塔和她的同龄人会促使气候治理领域发生一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在美国,独立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现实,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存在巨大的代际鸿沟,越年轻的世代越看重气候问题,越相信人类行为是导致问题的关键。以年龄层划分,2020年美国大选中,1982年后出生的选民将占最大比例。
其他研究也支持了新力量崛起的判断。耶鲁大学气候传播项目安东尼·雷瑟罗维茨(anthony leiserowitz)主持的耶鲁大学气候传播项目发现,1982年到2000年之间出生的共和党人中42%的人认为气候问题是人类活动导致的,这个比例远远超过婴儿潮一代。“考虑到共和党一直扮演阻止气候治理的角色,他们会在代际问题上遇到麻烦。”在小布什执政时期,共和党民调专家和公关策略师弗兰克·伦茨(frank luntz)曾因鼓励共和党人质疑气候科学研究的成果闻名。
然而今年6月,他名下的调查机构的一份备忘录显示,和去年相比,40岁以下的共和党选民中,58%的人“对气候问题深感担忧”。调查员和选民进行访谈,他们对共和党领袖对气候治理问题避而不谈表达了实实在在的愤怒。“共和党青年全国联合会”(young republican national federation)前任主席杰森·埃默特(jason emert)干脆在推特上宣布,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支持“自由市场解决方案”,会让共和党失去一代人。
(本文原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42期,点击文末封面图即可一键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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